新加坡的统计数据中，印度裔仅占9%的常住人口，但在高级公务员中却高达35%。这一对比，乍看之下就像一把直尺，实则更像是一面变形镜。虽然新加坡官方没有按族裔详细列出高级公务员名单，但一些基本的统计数据表明，印度裔公民占比为7.6%，加上永久居民后接近9%；而华族则占73.9%，马来族为13.5%。因此，9%的基数是相对可信的，但35%这一说法明显值得质疑。其来源大多是自媒体的转述，缺乏对原始统计数据的核实。不少报道称，印度裔的政务官比例在14%到16%之间，虽然超过了其人口比例，但远未达到35%。究竟这种“倒金字塔”的现象是无稽之谈吗？其实并非如此，真正的不平衡隐藏在权力结构和社会实际之中。

现任总统尚达曼为印度裔，2023年以70%的选票当选；外长维文、国家安全与内政事务部长尚穆根同样都是南亚裔。在新加坡的金融区，每三名白领中就有一名是印度裔，而持有高技能就业准证的印度裔比例更是超过三成。因此，我认为，35%这一数据更多地代表了许多人对现实的情感反应，反映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种种现象。

要理解这一局面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就必须追溯到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首先，殖民遗产是关键因素之一。在英国统治印度近两百年期间，英语成为当时精英的立身之本。而同期，南洋的华人多在华校接受教育，使用方言。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立刻将英语确定为行政和职业领域的主要语言，使得本就掌握英语的印度裔群体在这个转变中获得了先机，华校逐渐衰退，许多华人家庭在语言转变上遭遇困难。

其次，人才输送机制的自我复制也起了作用。从女皇奖学金演变为现在的总统奖学金，逐级连接行政体系，这个过程中笔试、辩论和英文写作相辅相成。印度学生因受到公演、辩论等实践的锻炼，职场内也形成了相互扶持的传统，而内部建立的师徒关系则更为增强了这一网络的凝聚力。

第三，族群在职业选择上的差异也起到了作用。一些华族家庭较早投入商界，进入金融行业，而公职岗位对他们来说未必显得有吸引力。相对而言，印度裔社区内流行法律、医学和公务员这样的职业作为稳妥的出路，得到了几代人的认可。

第四，制度设计的自上而下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新加坡的组屋设计包括族群配额，集选区的少数族群候选人要求，甚至总统选举还有特殊机制：如果某个族群连续五届没有总统，下一届的总统席位将优先保留给该族群。尚达曼正是通过这一机制当选的。虽然这一制度旨在防止某单一族群的过分强势，实际上也为少数族群提供了上升的通道。

还有一点容易被忽视的是非居民群体。目前，新加坡约有两百万外来人口，其中印度籍的务工者、留学生和专业人士比例相当高。因此，9%的常住人口统计数据与30%在街头可见的人群形态形成了反差。情绪的火药已经堆积，只待一根火柴点燃。

而8月26日，火柴终于被点燃。尼泊尔北部出现冰川崩塌事故，导致1300多人遇难，新加坡有9名公民失联，其中许多人有南亚姓名。这本是一场悲剧，但网络上却出现了对身份的苛责，甚至有人直言“这不是我们的人，不需要施救”。尚穆根对此作出了强烈回应，认为这种只关心身份的言论极其丑陋。同时，与此同时，国航对新航的损失也引发了问题，新航的印度裔首席执行官遭到网络攻击，污名化言论层出不穷。

其实，这些情绪早已酝酿：就业困难、高房价、移民焦虑以及在0.97的低生育率背景下的不安，加之匿名账号所带来的保护伞，围绕新印经济合作协议的争论以及疫情期间的排外情绪都是潜在的引发点。

在事件发酵的48小时内，新加坡高层迅速作出回应。9月5日，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尚穆根发表声明，认为这些言论恶劣且不可接受，并表示警方将逐一调查。次日，李显龙与黄循财接连发声，黄循财强调应开展活跃的公共辩论，但不能借此煽动针对特定群体的偏见；李显龙则指出，种族与宗教始终是新加坡的潜在裂痕。尚穆根进一步警告，这种情绪的目标可能会不断转移，可能会从针对印度人转向其他民族，但我认为，这种观点并不充分。因为在国家内部，往往受到这类攻击的不过是少数族裔，华人作为多数族裔和执政者，本应拥有不同的立场。

早在今年6月，内政部就已经通过《网络犯罪法》，向主流社交平台下达了14项内容屏蔽的命令。为何高层对这些网络评论如此重视？根源在于1965年独立时形成的集体记忆。由于历史上新加坡华人对本土认同较为薄弱，一直以来在调整族群结构时采取风险对冲的方式。然而长期的结构失衡，最终使得这种本应抵御外部风险的制度，反而催生了内部的社会矛盾。我们应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与偏见。